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加強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部分提出，要減輕中小學教師非教學負擔。

　　近年來，教師負擔成為教育領域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緩解負擔”成為關乎教師職業幸福感的重要訴求。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的出臺，推動教師減負取得了積極成效。但也要看到，傳統的負擔應對方案效果有限。隨著教育數字化轉型浪潮的到來，精準治理教師負擔成為可能，“數字賦能”或將為捕捉負擔、分析負擔與消除負擔帶來新方案。

　　展開來說，盡管政策層面針對提升教師職業滿意度、緩解教師壓力提出了種種措施，但在落地時往往出現“執行偏差”的情形。換言之，在一些學校內部的制度設計與實施過程中，“教師負擔”并未成為實踐場域中的核心關切，甚至在很多情況下負擔應對出現了“模糊化”傾向。一是應對主體責任的不確定性。“誰來負責”這一問題并非存在明確的責任歸屬，究竟是“自上而下式”的管理者主導，還是“生態式”的多主體協同，尚存在一定的爭議。二是應對方式的隨意性。由于過往掌握教師負擔相關信息并非易事，且缺乏有效的應對工具。當負擔過重問題出現時，經常難以給出及時有效的應對方案，采取“擱置策略”或“應急策略”的現象屢見不鮮。三是應對考核的邊緣化。將教師負擔納入評價體系，無疑有利于相關減輕負擔舉措的落地。遺憾的是，目前學校內部的考評制度更多地針對教學、科研等業績展開。

　　進入數字時代，原本難以捕捉的“負擔”不再趨向模糊，數字技術的引入或將使得教師負擔的捕捉、分析、清除等環節變得更為精準和高效。首先，海量的數據為捕捉教師負擔“重災區”提供了重要支撐。有別于線下環境中轉瞬即逝的“負擔”，數字空間具有數據積累便利性、負擔測量簡易性等多重優勢，即時捕捉教師主觀訴求、掌握教師客觀壓力情況等成為可能。其次，數智技術給予教師負擔的類型分析、責任分析以有力支持。教師負擔不僅存在著固有的多個類型，還可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衍生出新類型。而數智技術恰可基于累積的負擔數據進行高效的負擔分類、對新的負擔現象作出類型甄別，并基于類型判斷、角色倫理等因素作出及時的責任分析與劃分。最后，運用數字化工具有利于最終教師負擔的消除。最為直接的體現便是基于算法推薦的有效治理方案匹配，通過搜尋與當前負擔類型最為相關的過往優秀治理案例，獲得有參考價值的治理策略。此外，教育數字化轉型使得教師負擔的遠程監測、實時評估變為可能，極大地增加了相關考核落地的可能性，這對于負擔治理舉措的落實具有重要作用。

　　總之，教育數字化轉型為教師負擔的精準治理、有效治理打開了一扇窗，我們應及時發現與挖掘“數字紅利”，合理地運用數字技術提升教師的職業幸福感與認同感，推動數字時代教師的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經亨頤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