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研究生畢業后從事送外賣工作的新聞，引發大眾關注。據報道，這名碩士畢業生曾從專科生一路“逆襲”讀研，卻在畢業三年后選擇在重慶江北區從事送外賣工作。事實上，高學歷人才送外賣、送快遞、開網約車等現象并不稀奇，也絕非個案。

　　早在2020年某外賣平臺發布的騎手就業報告就顯示，截至當年上半年，近300萬騎手中，有6萬名研究生以及17萬名本科生。有人為他們的勇敢選擇點贊;也有不少人認為，作為名校畢業的高學歷人才理應從事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送外賣實屬浪費人才。

　　“高成低就”的求職選擇再次引起人們對讀書是否有用、知識能否改變命運、大材可否小用的爭議。究其本質，是關于教育價值之應然狀態與教育功能之實然現狀間的差距問題。研究生畢業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似乎是一種實現教育價值最為合理的方式。但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個體發展差異化增強，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選擇已經成為學生在短期內利用碎片化時間獲取較高經濟回報的一種工具理性行為。

　　對研究生送外賣等“快就業”現象不能一概而論，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人是一時迫于生計的不得已之舉，是為了短期內實現經濟收益，以解生活拮據的燃眉之急，而非其終身選擇。如浙大某博士生送外賣是因為經濟壓力，而且時間自由，能兼顧學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為了體驗生活、積累社會經驗。某一線城市外賣站長曾坦言，很多站點都會迎來一批在讀學生，他們更多將送外賣看作接觸社會和鍛煉自己的機會。還有一些人是因為個人喜好，將其視為高壓力生活狀態下的一個突破口，既可以獲得經濟價值，又可以收獲情緒價值，故而樂在其中。無論何種原因，研究生送外賣是基于個人實際情況的理性選擇，且勞動不分貴賤，不應貿然苛責、求全責備。值得關注的是，研究生選擇這種“快就業”方式實際上反映著當前年輕人職業選擇觀念的變化。

　　一是求職的心態更為現實與理性。高學歷人才能夠從事與所學專業高匹配度的工作，實現學有所用的目標，自然是理想狀態。但囿于各種現實原因，如求職不暢，或是專業冷門與就業形勢嚴峻，很多高學歷人才難以直接實現從校門到理想職場的轉變。這時放棄不確定的職場空窗期，主動選擇“快就業”自食其力作為自己職業的開端和過渡，而非在找不到合適工作后就一股腦扎入“考公”浪潮或在家中“躺平”啃老，不失為一種現實的選擇。也有一些人選擇送外賣是厭倦了從事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難以應對枯燥工作帶來的壓力，將送外賣視作一種生活調劑的選項，這也是理性的體現。

　　二是求職視野更為開放。教育的目的是實現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絕不是為了限制學生的就業取向。送外賣作為體力勞動的代表，需要經歷風吹日曬、滿足商家用戶的需求，過去普遍被視為低學歷群體為生計所迫的不得已之舉，受到高學歷群體的天然排斥。實際上，職業不分高低貴賤，不應為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就業者劃出鴻溝。此外，一線城市外賣工作收入相對可觀，門檻較低且工作時間靈活，更有助于年輕人作為跳板尋找更好機會。高校畢業生將送外賣列入短期職業選擇的范圍，表明年輕人不再眼高手低、將工作分為三六九等，求職視野與眼界更為打開。

　　三是不再將學歷視為一種束縛。一些網民認為接受高等教育就應該從事體面的工作，此前北大法學碩士畢業生賣米粉曾引發浪費學歷的爭議。在某種程度上，這其實是一種對高學歷群體的觀念“綁架”。學校教育的目的并非為特定行業或工作崗位培養螺絲釘，而是促進個體社會化和個體個性化發展，提高個人眼界與價值，最終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每個人的家庭情況、個人興趣愛好千差萬別，職業選擇理應百花齊放。事實證明，無論何種職業選擇，學歷帶來的絕非束縛而是助力。此前便有某高校博士將所學數學知識融入工作，分析外賣接送單算法的報道，這也是另一種學以致用。

　　無論是送外賣還是從事更加高精尖的工作，都應當得到尊重;無論何種學歷的畢業生，只要勇敢地在職業抉擇中作出理性選擇都值得鼓勵。人生需要歷練，所經歷的工作實踐都將為漫漫人生積累經驗與智慧。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